“中國北方黍的馴化可以早到距今1萬年左右， 而粟（谷子）則晚到距今8700 年以后。”在河北省蔚縣2012年8月2日召開的“全國五谷文化高層研討會”上，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呂厚遠的發言引起與會專家的熱烈反響。呂厚遠帶領的課題組運用植硅體方法對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出土的粟黍灰化物進行鑒定的結果表明，中國的原始農業起源和兩河流域創造的農業文明同等重要。
一般認為，中國是世界三大農業起源中心之一，粟、黍是中國北方最早栽培的農作物，是小麥、水稻傳入以前最重要的食物。然而，由于缺少可信的證據，中國對世界文明作出的這一貢獻并未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認可。
在谷子起源上，國際學術界流行三個學說：中國（東亞）起源說、歐洲起源說、南亞起源說。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國家谷子產業體系首席科學家刁現民指出，一種作物從什么地方起源，應該有多方面證據，包括考古、文化、野生種、遺傳多樣性、原始類型等。這幾方面的證據中國基本具備，因此可能是起源的真正中心，南亞等其他地區可能是次生中心，但還需要從分子遺傳學等方面繼續尋找證據。
一萬多年前全球氣候變暖，人類為應對生存壓力而發明了農業。黍和粟的野生祖先因其極強的抗逆性以及短生育期的特性，成為中華民族首選的栽培作物，種植粟、黍標志著中國北方原始農業的開端。以五谷（稷、麥、稻、黍、菽）為代表的傳統農業生產及其方式，為華夏文明的孕育、發展作出了基礎性貢獻。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劉旭指出，從種質資源角度講，中國起源的作物像谷子、稻、大豆基本上都帶有“皮”（穎殼），而國外起源的作物如小麥、玉米、甘薯、馬鈴薯大多沒有“皮”。帶有“皮”的作物耐貯存，因此可以應對災荒，這可能是中華文明能夠延續五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國外許多早期文明如瑪雅文明等則由于災荒、饑荒而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說，五谷文化是民族生命的延續，是中華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的一個強大的遺傳學基礎。
縱觀中國科技史，許多發明創造和農耕知識、經驗都直接或間接來自于五谷的種植和加工。《周禮》記載，農官到田間視察，選出良種來推廣，這是中國作物育種的肇始。漢代《氾勝之書》中有了采取“穗選法”育種的最早記錄。北魏時期育成一大批能滿足不同栽培要求的新品種。《齊民要術》根據品種的熟期長短、植株高矮，以及抗旱、抗蟲和其他相關性狀，將當地栽培的86個粟品種分為4類，甚至將品種的“味美”或“味惡”、“易舂”（便于加工去殼）都一一標明，既顯示出嚴謹的科學態度，也體現了深入細致的檢測實驗精神。中國農史學會副理事長曹幸穗教授表示，《齊民要術》時代多以育種人的姓名來命名作物新品種，這是對育種者勞動成果的一種肯定與褒頌，是一種崇尚知識的健康社會心理的表現。
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從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何紅中博士對作為五谷之首的粟進行了專門的文化考察。自新石器時代晚期粟取代黍的地位后，在古代一直是北方地區的重要食糧。《詩經·國風》中“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的詩句反映出谷黍在當時作為主糧的事實。粟還是古代政府稅收的來源之一、社會財富的重要象征。中國幾千年以農立國，稷神崇拜和祭祀之風相延。對稷的崇拜經歷了“稷官–后稷–稷神”的演變，古代稷神與社神祭祀往往并提，“社稷”成為國家的象征。
從精神層面說，谷子以其耐旱、耐瘠、耐貯存等生物學特性，培養出華夏子孫艱苦奮斗、堅韌不拔的優秀品質。粟文化深深烙印在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并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人文情懷。古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唐朝世人李紳《古風二首》詩云：“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時至今日仍有這種關注民生、珍惜糧食的情懷。
何紅中認為，從全球范圍看，古代文化中的粟符號又是獨特的，例如朝鮮把粟叫“粟克”，俄羅斯把粟叫“粟籽”，印度把粟叫“棍谷”。再如粟在梵語稱“Cinaka”，即“中國”之意，印地語稱“Chena”或“Cheen”，孟加拉語稱“Cheena”，古吉拉特語稱“Chino”，都只是語種上的拼音不同。這些語言學方面留下的痕跡，證明了當地文化與中國外傳粟的某些聯系，也說明傳統文化中的粟符號具有世界意義。
總之，粟文化的內涵豐富而廣博，從耕作方式到栽培技術、從宗廟祭祀到民間風俗、從詩歌詠頌到各種寓意，是承載中華文明長久發展的重要基因，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和世界意義。粟（含黍）文化的研究還比較淺顯，有待于從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以及中外交流、文化史等方面進一步研究和探討。[1]
歷史文化的研究往往來自于現實的需要。人類對谷物加工及認識的發展演變是一個過程，目前面臨一種回歸。人們祖先食用的谷物如糙米、全麥面粉和谷子等都是健康食品。而現代食品工業為了便于制作、改善口感，谷物加工精度越來越高，胚芽和麩皮等大量有益的成分被丟棄，這是人類慢性疾病發病率越來越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口市社科聯主席黃鶯認為，當前患“三高”等富貴病的人越來越多，通過五谷飲食膳食結構調整，返璞歸真，具有現實意義。
然而數據顯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谷子種植面積還有1.7億畝，目前僅有2000萬畝，退出了主糧的地位。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譚斌認為，就中國情況而言，大眾健康的主要問題已由營養不足轉變為營養過剩與營養素缺乏并存，慢性病成為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從慢性疾病的防控角度，必須加強雜糧健康食品的研發與推廣。
河北省農林科學院院長、國家谷子糜子產業體系綜合研究室主任王慧軍教授指出，粟文化是谷子、糜子產業發展的“歷史和民族感情”動力，或稱非物質動力。谷子是中國起源的特色作物，是哺育中華民族的作物、新中國的締造作物，也是應對未來干旱形勢和全球氣候變暖的戰略儲備物。過去農業的發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現在中央明確提出了四靠市場。科研的主流方向如果遠離了市場，不管有多大的價值，都不能代表社會的發展方向。科技工作不能只讓農民增產，而要更多地為農民增收服務。
五谷是人們的傳統食品，五谷文化也是人們的傳統文化，發展五谷文化思路應該更加開闊。耕作文化（耕作制度、社會關系）、飲食文化（古代工藝、民俗風情）、 醫藥保健、藝術（詩歌、俚語、繪畫、剪紙）、旅游（農莊、遺址、山水），都是粟文化現實的載體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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